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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接听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打去的电话,并质疑美国几十年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蔡英文政府和美国亲台游说团体的相关人士都承认这次通话策划已久。
01
美台之间存在共同的政治认同
2016年12月2日,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接听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打来的电话,罔顾美国几十年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是自1979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为了与中国保持稳定、健康的关系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也可以说是1979年之后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虽然从最初的猜测来看,是特朗普对外交礼仪的无知导致了这样的事件,但随后蔡英文政府和美国亲台游说团体的相关人士都承认这次通话策划已久。事实上,在这次通话之后,特朗普宣称美国没有必要被“一中原则”约束,“除非我们跟中国在其塞维利亚在主场取得一场胜利,领土得利他项目上有什么协定,比如贸易”,从而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立场表明,一旦他入主白宫,他将给“一中原则”和两岸关系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可能以此为筹码迫使中国在中美其他有争议问题上,如南海问题、贸易等,作出妥协。虽然特朗普团队可以简单地主张以台湾作为筹码来对抗中国大陆,但是当今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三者之间的关系比此复杂得多。
比如,由于台湾主权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人的政治身份认同以及大陆执政党的合法性,假如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在“一中原则”上逆行倒施并且帮助台湾提高其外交地位的行动,这就可能践踏中国的红线并破坏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说,鉴于台湾自1980年代以来经历了重大的政治转型和政治身份认同转变,在美国国内也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共和党和其他保守派内部,特朗普如果简单地将台湾作为一个与中国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将可能面临强大的国内反对力量。因为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民主政体,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其有着相似的认同。
此外,由于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并确保美国“维持保护台湾的能力”,如果特朗普无法执行美国的这项法律,华盛顿可能面临失去其政治合法性的风险。因此,不仅北京方面会拒绝任何提高台湾国际地位的举动,而且,台北方面在华盛顿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与美国对自由民主的共同认同也使得如今的台湾大不相同,不会仅仅是特朗普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认为,由于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候任总统特朗普将台湾简单地作为一个对付中国大陆的筹码的想法可能会非常困难——如果不是危险的——尤其是在他继续无视“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因为美台间共同的政治认同和台湾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特朗普国内的政治盟友极有可能对他施加压力,使他不仅仅把台湾当成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02
特朗普会为了台湾而冒险吗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统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对中国来说,执政党的合法性与恢复中国大国地位、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包括收复台湾)息息相关。此外,中国共产党为了增强其国内合法性,一直提倡基于1840至1949年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害历史的民族主义,大部分中国人也的确认同整个中华民族拥有一个过去饱受外强侵略的“集体记忆”的说法。在这层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基础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民族复兴”这个长期目标。
学者克里斯·奥格登(Chris Ogden)认为,将这种中国自我构建的认同应用到台湾时,解决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未竟的事业。此外,由于台湾是被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手——夺走的,解决台湾问题可以被看成是纠正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一种手段,从而一个基于统一大国地位的更加自豪的中国人身份可以取代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台湾或某一第三方——就像本案例中的美国——采取任何使台湾成为法理上的主权国家的行动,都会践踏中国的红线,并可能因此招致北京方面的军事反应。
在学者詹姆士·帕默(James Palmer)看来,即使撇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不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台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除了认同和观念之外,中国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假如台湾谋求独立,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具有采取非和平方式以制止台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因此,除了党的合法性和民众的支持外,北京还有采取军事行动阻止“台独”的法律依据。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围绕台湾政治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和《反分裂国家法》,显然,北京方面不会把台湾当成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自从特朗普暗示他想通过否认“一个中国”政策以迫使中国与其在诸如贸易、南海问题等事情上达成更好的交易时起,他就已经触及了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虽然特朗普可以简单地把台湾看做一颗棋子,但出于政治和法律原因,台湾对中国来说远远重要得多,因此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遭遇重大困难(如果不是军事冲突),假如它将台湾作为与北京做交易的筹码的话。
例如,上一次美国政府邀请台湾“总统”访问美国是在1995年,1996年3月中国共产党向台湾主要港口以外的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以回应此事,引发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5—1996年的危机以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而结束,北京认为其无法对两个美国海军航母群构成威胁是外国军事力量优势给予的又一耻辱。因此,随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过允许解放军在未来十几年年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国防预算增长,加快了解放军的现代化步伐。
虽然1996年台海危机对台湾来说似乎是一个兵不血刃的胜利,但即使在1990年代,当中国大陆军事力量还不属于世界先进之列时,其仍然做好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因此不能排除一旦台湾寻求法理上的独立,如今的中国大陆将更加倾向于对台湾采取严厉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美军在许多方面依然保持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地位,但后者过去二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已经给美国与其盟国制造了许多不确定性。
倘若台海爆发战争,如今的美国军队无法再保证能在不遭受重大伤亡和冒核战争风险的情况下取得对中国的绝对胜利。然而,没有人能够担保华盛顿不会采取军事干涉,尤其是在其国内政治压力下。
另一方面,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即使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冲突,中国仍将面临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孤立,正如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之后美国和欧盟对它的所作所为一样。同样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与乌克兰相比,台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享有更加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一点将在本文接下来的章节予以解释。
西方的多边经济制裁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大浩劫,导致大规模失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然而,台海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台湾人民,因为他们大部分会直接被战火包围。因此,如果台海爆发武装冲突,对两岸来说,都将是一场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灾难。
事实上,尽管在特朗普公开质疑“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北京方面对12月2日这通电话的反应还算相对温和,但12月15日,北京就在南海强行截获了美国海军的水下无人探测器。据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称,“特朗普确实相信美国在国际上拥有一个强大得多的谈判地位,而中国人将要让他明白,现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
所以,虽然不能排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可以成功地将台湾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的可能性,但这种举动很危险,尤其是因为台湾寻求法理上的独立的举动或接受更多第三方的外交承认的做法将跨越北京的红线,而这个红线的基础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的法律。因此,使用台湾为筹码与中国大陆“讨价还价”不是听起来那么简单的,不顾可能的后果而如此行动很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03
台湾政治身份认同的转变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对候任总统特朗普来说,将台湾当成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不但很可能面临一个极其不合作的中国,而且,台湾从专制政权向自由民主政权的转变以及台北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传统的巨大影响力也可能构成对特朗普的另一个挑战。这是因为1987年后台湾结束了独裁统治并成为一个与美国拥有相似政治认同的自由民主政权,台湾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堡垒。
当代围绕台湾主权的争端可追溯至甲午战争(1894—1895年),当时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当时的中华民国才收回台湾。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台湾,但在面临当地人民对腐败的抗议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台湾独立的支持时,1947年蒋介石以一场暴力的镇压作为回应,导致两万多名台湾当地人和土著居民被屠杀。用学者马尔特·凯丁(Malte Kaeding)的话说,这场被称为“二·二八事件”的镇压,导致了国民党支持者(很多在1940年代后期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与台湾“本地人”(包括在1945年以前就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汉人、客家人和土著人等)的“民族内部”分裂。
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仍然是台湾“台独”的一个重要理由,提醒着台湾人所谓“中国政治文化”的专制与暴力,无论实施这种暴力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这层意义上,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原住民自身在“中国”国民党统治者手中受害的伤疤。
然而,学者陈柔兰认为,尽管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执政的国民党还是成功地在台湾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成为国民党以军事手段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中国大陆政治目标的理由,尤其是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股由中国改革开放和国民党促进的中华民族认同共同推动的“大陆热”使得许多台湾人民增加了与大陆的互动。
然而,尽管两岸互动增加了,陈柔兰却指出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感也增强了。因此,为了恢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台湾人民不得不重新审视两个政权之间的政治分歧。中国频繁的军事演习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感知上的政治分歧。假如台湾人民感觉到他们不断遭受威胁,一种对台湾的积极的政治认同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成为对抗中国大陆的武器”,尤其是在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
用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话说,民族国家间或像台湾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国际政治,以“相互作用”为特征,这意味着“当一个政治体本着满足自身利益来对待其他行为体时,就难以得到它们积极的认同”......相反地,一个政治体的攻击性行为会迫使其他政治体以类似的行为来回应。因此,“我们”正是通过每个自我认同的政治组织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来确定谁是“别人”以及哪些“别人”是敌对的、中立的或友好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两岸关系中,台湾人与大陆的互动实际上导致了对台湾认同以及大陆是“别人”的认知的增强,尽管大部分大陆人仍然把台湾人看作“我们”中国人的一部分。
同时,在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和国民党专制统治30多年之后,“总统”蒋经国通过允许“立法院”席位选举和反对党民进党(主要由台湾本土人组成)的创建,推进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所以,学者弥敦(Nathan)和史考贝尔(Scobell)认为,蒋经国通过民主化使台湾的国际地位重新合法化,这使得2300万台湾人在面对北京继续要求政治统一的情况时,有了更多的谈判筹码。
当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Carter)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并与北京重新建交时,美国国会也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正如学者谢淑丽所说,台湾的民主化给了美国一个正当性来保卫台湾,使北京更加难以用武力手段寻求政治统一。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早已错误地把台湾看成一个独立国家。此外,由于台湾目前在华盛顿拥有一个“最强大和资金最雄厚”的游说组织,台北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政治支持。
谢淑丽还指出,因为台湾1987年后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大多数美国人对台湾人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因此,美国拒绝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不但会践踏中国的红线塞维利亚在主场取得一场胜利,领土得利;而且,基于谢淑丽的观点,特朗普政府也会面临美国国内对台湾强大的政治支持,台湾在美国的支持者不会容忍台湾仅仅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事实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2月2日这一历史性的通话是台湾和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中的专家和台湾支持者提前数周就策划好的。台湾“总统”的一位发言人黄重彦证实,这通电话是经过策划的。而且,在共和党2016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特朗普的一些政治盟友将1982年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加入其党纲,并承诺在亚太地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应对所谓的中国扩张性行为。
对台六项保证规定指出:美国不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不在决定对台军售前和中国大陆谘商,不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担任调解人,不修改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不改变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不迫使台湾与中国大陆谈判。更具体地说,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前任主席埃德温·福伊尔纳(Edward J. Feulner),在策划12月2日蔡英文和特朗普的这通电话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5月至10月收到14万美元之后,如今是华盛顿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说客的前议员鲍勃·杜尔(Bob Dole)也协助策划了这起通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一些高级顾问——包括他的白宫幕僚长雷恩斯·普瑞巴斯(Reince Priebus)和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负责人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非常支持增强台湾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以制衡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11月7日,纳瓦罗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奥巴马政府对台湾的做法是令人震惊的。亚洲这座民主的灯塔,也许是美国在全世界军事最脆弱的伙伴”。因此,他认为,下届政府——在此情况下,即特朗普政府——应当抓住机遇,增强与台湾以及日本、印度、韩国和越南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关系,以制衡崛起的中国大陆。
最后,除了美国政治精英和人民对台湾基于共同民主价值的“亲和力”,候任总统特朗普自己的政党和政治盟友也将推动增强与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即使特朗普本人认为台湾仅仅是一个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鉴于候任总统需要其共和党内的政治盟友和幕僚(他们在增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方面更加认真)在其他国内和对外政策事务上的支持,特朗普将面临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远远不止把台湾当成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简单。
所以,就像纳瓦罗所说,在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占主导的新国会下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恶化,意味着美国将会出售更多武器给台湾,鼓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并向中国大陆宣传台湾是成功的自由民主的“灯塔”。因此,由于台湾在美国政治中拥有很强的发言权,对候任总统特朗普来说,很难把台湾仅仅当成一个与中国大陆打交道的筹码。
04
另一场台海危机的到来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法律,候任总统特朗普在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提高台湾外交地位、继续无视“一个中国”政策,以迫使中国大陆在诸如贸易和南海问题等事务上做出妥协的时候,极有可能遭遇困境。
这是因为,如果北京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或者台北受到第三方——诸如美国——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支持,就不能排除出现另一场台海危机的可能性,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更加难以预测。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对峙还可能引发在其他地区例如南海的对峙,北京方面如果在特朗普令人生厌的威胁下妥协,将面临失去其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风险。假如被逼入绝境,除了对可感知的美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略采取冒险行动之外,北京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使用台湾作为对付大陆的筹码可能既危险又不稳定。台湾对特朗普来说可能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线。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美国公众中享有重大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共和党内,倘若特朗普把台湾问题仅仅当成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他可能面临自己的政治盟友的反对。正如12月2日那通电话的安排所表明的,台湾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包括对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不容小觑。此外,特朗普还必须遵守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因此,虽然本文不排除特朗普可以成功地使用两岸关系作为处理中美关系讨价还价的筹码的可能性,这种举动却很可能面临与中国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
*本文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原创稿件,文章英文版发表于时政评论网站IPPREVIEW.COM。
作者:IPP研究助理罗维。
译者:王婉。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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